一件事物的发展必然有其客观发展的规律。作为政府调控房地产的“国五条”实施后的一些事实，已经充分反应出了之前许多人的一丝担忧。在地方政府需要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上，中央相关政策的实行确实只能大打折扣。且在供需不平衡的房地产市场上，卖房者的高额房产税只能加到了买房者头上，而不是促使买家降价。很明显，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，不论房产税亦或是之前的限购、提贷，从本质上解决不了深层次的供需矛盾。而目前国五条的纠结，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何启迪意义呢？以使我们避免重走弯路。

　　从国五条政策实行的情况看，仅北京征收住房20%个税，别的省市并未严格执行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？众所周知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，很多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，尤其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及国内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，中国房地产发展出现了“严重跑偏”，供给结构严重失衡，反映在表面就是“房价像脱缰的野马”，而房地产本身也已经成为进一步提升民生和发展经济的障碍。

　　而中国房地产所暴露的问题，很大程度上在于之前没有切实理解房地产这个特殊产品的内涵。没有真正理解房屋的商品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性质，没有厘清政府在住房保障建设和商品房市场调控中的不同角色。所以要反思房地产的困境，就先要从解决供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着手。而另一方面，中国正在推进城镇化建设，而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，而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，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。可以说，城镇化更好的发展，将有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及转变生产方式及经济结构的调整。

　　因为从城乡看，目前，国内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；从区域看，东部人均GDP平均超过8000美元，中西部最低只有1000多美元，显然，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，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。除此之外，如何把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”与“新型城镇化”、培育投资消费新增长点有序的相结合，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模式、及国内经济“新四化”深入发展的关键。

　　从人类发展的历程看，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”只能通过“城镇化、城市化”来实现。具体到中国，将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，“城镇化”不是简单的将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，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、就业方式、人居环境、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“乡”到“城”的重要转变，并促使国内第二、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。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农民生产、生活方式的演变，从而扩大内需市场的逐步形成和农村、城镇化居民收入的提高，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%，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占35%左右，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%的平均水平。很明显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必须要立足于，有着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地区。而中国“新型城镇化”的建设，完全瞄准了“内需”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城镇化建设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，最大的内需源泉，也是最大的改革“红利”。相信随着今后一二十年国内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，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，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，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。

　　未来，政府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挑战。一定要加强宏观引导，转变职能，破除横向、纵向限制，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。要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，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，给社会腾出更多流动空间，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。通过新型城镇化，带动农民自然而然地通过在工厂、企业、公司稳定就业后转化为市民。这条城镇化之路，既符合转移农民的现状和诉求，又可“循序渐进”地完成城市化，各得其所。此外，改革的重点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中国城乡内部“二元结构”的问题，政府应当在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教育等方面缩小待遇差别，实现更加均衡广泛的公共服务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，并弥合国民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“鸿沟”，以此顺利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。

　　诚然，房地产“国五条”目前正遭遇困难，如何能避免城镇化重蹈房地产的覆辙，已经成为相关领导层亟待思考的问题。要改变城乡间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、收入差距等问题，就必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。以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、产业发展上的互补、国民待遇和民生保障上的一致。只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、并把“新四化”落到实处，才能真正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，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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